清溪书院
清溪书院，位于浙江德清。明成化十一年 通判刘永宽创建。清乾隆十一年 ，知县李方榕重建。
合天目苕溪诸胜，龙飞凤舞而来，钟育英才宜此地；
承朏明方虎之遗，经术文章相望，续修旧业在群贤。
清代俞樾题清溪书院
正谊书院
正谊书院，位于浙江衢州府山东。清康熙四十七年 ，知府杨廷望以普润庵改为爱莲书院，集府属五县诸生肄业其中。乾隆十年 重修时易名正谊书院。为清代衢州三书院之一。光绪末书院改立衢郡中学堂。
隔院警晨钟，愿诸生而就月将，名下不虚**运；
望衡瞻夏屋，幸五邑刑轻政简，公余来听读书声。
清代靳迪臣题正谊书院
相圃书院
相圃书院，位于浙江遂昌眠牛山麓。明万历二十三年 汤显祖创建。相圃书院是遂昌最早的官办书院，汤显祖亲自在眠牛山下选了一块地，在城南眠牛山营建书院和射堂，合称“相圃书院”，意寓哺育将相之才，并亲自授课，和诸生一起习射，写了《遂昌相圃射堂记》以记其事。万历三十六年，遂昌士民在相圃书院为汤显祖立生祠，选派画师徐侣云到临川为汤显祖画像。天启四年，汤显祖逝世后第八年，遂昌士民遵提学吴之甲晓谕，在相圃书院重新建祠祭祀汤显祖。崇祯十三年 ，相圃书院因年久租侵于役，管理失常。知县许启洪根据地方文士报告，把被侵占的租田追复。后经年历月，因管理疏虞，租田湮没，书院倾圯，射堂变得蔓草荒烟。
先后两临川，我惭时政疏虞，难媲昔贤褒众口；
古今同邑宰，公独名祠巍焕，尚留遗爱结民心。
清代乐桂荣题汤显祖词
其它主要书院简介
缨溪书院 位于浙江象山。原名蓬莱书院。唐大中四年 县令杨宏正建于蓬莱山下栖霞观右。宋嘉定年间县令赵善晋重修，“自宋至明科甲皆出于此”。清乾隆十八年(1753)知县尤锡章重建，构学宫5间，中讲堂，旁弦诵所，门庑庖湢俱备，因前有濯缨溪，更名缨水书院。二十三年，邑人邓怀圣捐资重修，又改名“缨溪”，“担簦负笈者踵相接，而弦诵之声，琅琅乎与溪声相续”。乾隆《象山县志》有图。之后又多次修建。光绪二十四年知县邵同珩拟将课士子以经史、天算、舆地诸科，后因离任未果。二十九年改为公立始达小学堂。
鼓山书院 位于浙江新昌。宋天禧间邑人石待旦建于西郊外鼓山。岁久废。明嘉靖中知府洪珠复建，又圮。清嘉庆十九年知县涂日曜劝邑绅吕保之母陈慕人独捐资建书院于山麓。前立讲堂，后设石先生像座，旁列学宫，共50余间。并拨南明书院田为课士费。光绪二十四年其孙又重修，续捐田至36亩。知县侯琫森《重修鼓山书院碑记》云：“自今以后，子若孙苟师其意而踵而行之，将铢积寸累自数十亩以至数百亩，岁修不患无资，而兹院暨太恭人赫赫之功，且与鼓山同垂不朽矣。”
安定书院 位于浙江湖州。宋熙宁五年 知州孙觉为胡安定建祠于州学右。淳祐五年 知州蔡节于报恩坊官地宏扩其制，创屋楹470问，置禾田100亩，礼请饶鲁、蔡沈讲学其中。元至元二十三年 祠院为广化寺僧占据。三十年知州许师可又于城北观德坊创祠50楹。久圮。明宣德初都御史熊概巡抚浙江，即故址重建。天顺元年 参政黄誉改建，二年佥事陈兰修。弘治四年 知府王珣，嘉靖三年巡抚陈凤梧、四十四年巡按庞尚鹏、隆庆五年 知府栗祁先后重修。清康熙五十九年 署知府吴昌祚修并筑室5楹为山长栖息地。乾隆二年知府胡承谋捐俸重修，中为明善堂，两庑各5间，东为经义斋，西为浩事斋，延师讲学，命7邑生童肄业其中，给以膏火。咸丰、同治年间，知府王有龄、胡泽沛、邑人高廉道、陆心源，相继重修。历任山长有程若庸、罗纬、陈仲仁、蒋春卿、张羽等。
柯山书院 位于浙江西安(今属衢州)。宋大观间里人毛友、郑可简在烂柯山右梅岩筑室读书。后其子隐居不仕，研读经籍，取名梅岩精舍。朱熹曾到此讲学。淳祐六年(1246)知州杨彦瞻立为书院。嗣后，知州游钧延请徐霖为主讲，四方士人群集。景定三年(1262)知州谢奕中复请孔子五十世孙孔元龙为山长。不久毁于兵火。宋末徐天俊任山长，重建庙祠斋庑。元马端临尝为山长。
包山书院 位于浙江开化。宋乾道末汪观国退仕居里，于马金村西包山之麓造屋数间作学馆，课读子弟，称逍遥堂。聘吕祖谦主教席，汪观国两子汪湜、汪泓从其学。朱熹曾途经吕祖谦讲学之地包山，为学馆题名“听雨轩”。鹅湖之会后，朱熹、陆九渊等人均转道包山，论道讲学，一时名闻遐迩。绍定六年前后，湜、泓相继退仕归乡，重振学馆，并立朱熹、吕祖谦祠位，早晚奉祀。景炎元年 汪泓之孙汪继荣以进士任职朝中，经奏请，宋端宗赵昰亲赐“包山书院”字额，至此，书院正式定名。设山长主之，各方来学者数百人，文风大振。元代几经修葺，弦歌不断。明天启间废。清康熙十七年汪氏后裔汪公毅、汪元秋重建。规模宏大：前厅门楼高耸，上有“包山书院”四字并圣旨一方；中为明伦堂，左院题名“景贤乡秀”；右院题名“绳武育才”；后为先贤名院，立朱熹、吕祖谦祠位、先贤牌位；最后为听雨轩，作休息宴饮之所。
逸平书院 位于浙江江山。原名南塘书院。南宋绍兴初儒士徐存(字逸平)建于南塘。朱熹曾多次往访，一起探讨理学。明正德十五年 知县吴仲迁至城西骑石山麓，改名“逸平”。嘉靖二十二年 知县黄纶捐资重修。隆庆间知县邵仲禄再次重修，易名正学书院。万历四十一年监生郑朝焕、程德芳、徐世皋、郑之阶、徐廷观等重建。清乾隆六十年 )教谕应芝晖、训导蔡英重建徐逸平先生祠，并扩建书院，造屋14楹，中为讲堂，左右为学舍，后有一岩洞，宽数丈，深二仞，内有清泉，诸生课业之暇可游憩其间。咸丰十年 毁于兵。
稽山书院 位于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宋代朱熹为浙东提举时常讲学于县城卧龙山西岗。后马天骥建祠祀之，吴革复请为稽山书院。元至正年间，廉访副使王侯复增葺。岁久堙废。明正德年间，知县张焕发重建。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增建明德堂、尊经阁、瑞泉精舍，试八邑诸生，选其优者升于书院，稽山遂成浙中王门重镇。万历七年 奉例毁书院。十年，知府萧良榦修复，立朱文公祠，大集越中诸儒会讲院中，又订立《会约》，反对虚谈，提倡实学，实有别于流入空疏之王学末流者。又即瑞泉精舍址建一堂，题曰“仕学所”。清康熙十年，里人虞敬道、柴世盛重建。其后兴学不断。
明善书院 位于浙江松阳。宋淳熙九年 朱熹为浙东提举，曾到县西讲学。咸淳间 邑人叶再遇建书院以祀朱熹。后废。清乾隆十五年知县陈朝栋重建于城东。将原存学田及废寺田拨入作膏火之资。咸丰八年 、十一年两次遭兵毁。同治六年 知县徐葆清购城北天后宫之东叶姓房屋再次改建，较原址尤为宽敞。
独峰书院 位于浙江缙云。宋淳熙九年 朱熹到县东仙都，爱其山水似武夷，曾留居讲学。嘉定中邑人叶嗣昌于仙都山独峰前建书院。咸淳七年 邑人潜说友即旧址广而新之。明洪武间废。清同治十二年(1873)南乡士绅捐资重建。
清献书院 位于浙江西安(今属衢州)。北宋名臣赵抃故居。咸淳间知州陈蒙于拱辰门外立书院，因赵抃去世后谥号清献，故名。陈士贞曾为山长。明天顺三年参议高崇、知府唐瑜重建。成化间 知府李汝嘉增修之。弘治十二年 知府沈杰立祠主祭，又命知县戴礼于正堂东西各添屋3楹为斋沐所，建爱直亭于堂后竹林中。毁于明末。
美化书院 位于浙江缙云。宋淳熙间朱熹曾至县东之美化乡讲学。嘉熙间知县陈大猷、县尉陈实建书院。元初毁。元贞二年 山长陈天益重修，建先贤祠及门阙庙庑，并置田为膏火之资，大德元年县尹翟某重建讲堂。
二戴书院 位于浙江嵊县(今嵊州)。旧为晋代戴逵(字安道)、戴颙(字仲若)父子读书处，宋时建为戴溪亭。元至元十七年 ，县尹汪庭改为雪溪精舍。元贞二年 ，浙东佥事完颜真、县尹余洪改名二戴书院，祀二戴，集诸生肄业其间。至正五年，县尹冷瓒重修。二十年毁于兵火。后几度兴废。清同治年间，知县严思忠倡议移建别处，至光绪初年，知县陈国香始捐资落成。光绪二十六年 ，蔡元培曾兼任院长。二十九年，邑人郑锡生、王丙枢等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
泳泽书院 位于浙江上虞。元至正间建于西溪湖东。因朱熹讲学于此而立祠祀之。有仪门、礼殿、祠宇、讲堂、斋舍、厨厕等，置湖田1100余亩，岁入供春秋祭祀、师生之廪食。岁久湖湮废，书院亦倾圮。明万历十二年 知县朱维藩复西溪湖，并复朱文公祠、泳泽书院于湖滨，建丽泽堂、祠所，置朱熹像于其中。另建有厢房、仪门。榜曰“史公祠”，前石坊题曰“泳泽书院”。再前为来学桥，春秋祭祀。后因主事者不得其人，书院、祠宇颓废。
仁山书院 位于浙江龙泉。明正德十五
五云书院 位于浙江缙云。明嘉靖四年 知县方润建，中为朱子祠。因朱熹曾到仙都讲学，时邑人陈邦衡、陈邦钥等师尊之，后邑内建有独峰书院、美化书院祀之，但年久均废，故立此书院继祀。后改按察分司行署。久废。清康熙二十二年知县霍维腾重建朱子祠，设义塾。雍正四年(1726)知县戴世禄创前厅3间，讲堂3间、东西学舍各5间，祀朱熹，以陈邦衡、陈邦钥配祀。乾隆间多次修葺。道光八年邑人吕锡熊重建。咸丰间遭兵毁。后吕锡熊子侄等再次重修。
衢麓讲舍 位于浙江西安(今属衢州)。明嘉靖十七年知府李遂建于龟山之麓讲舍街。李遂字克斋，故又名克斋讲舍。中为教思堂，堂后是四贤祠，祀朱熹、吕祖谦、张栻、王阳明。前为归仁堂，外为墨池，立有讲会。四十三年知府郑伯兴、同知薛应元、通判夏宝重修。邹守益、陈九川、钱德洪、王畿、王玑等曾会讲于此。
证人书院 位于浙江会稽(今属绍兴)。明嘉靖间为“古小学”，祀尹和靖，岁久倾圮。王守仁之学，在浙江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奭龄，渐近于禅。刘宗周为挽此颓风，救正王学末流之弊，遂就古小学址建讲堂5楹，额曰“证人书院”，率**讲学于此。以“诚敬”、“慎独”为讲学宗旨，从游者甚众。名士黄宗羲、王业洵、王毓蓍等40余人均出此门。明宦官魏忠贤下令尽毁天下书院，修建工程未半而停止。崇祯四年 知府黄公修成，前后历时17年。清康熙七年 黄宗羲复举书院讲经会，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不读，但从事于游谈。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乃不为迂儒”，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读书多而不求于心，则又为伪儒矣”。从之讲学者数百人。五十九年知府俞卿与知县张我观改书院为会稽义学。后废。乾隆五十一年知县朱仆麟重修。五十三年知县余名暨又重修，题曰“稽山书院”。
宗传书院 位于浙江嵊县(今嵊州)。明万历二十九年周汝登建于鹿山。构舍15间及海云庵，名“海门”。门人山阴知县余懋孳又额曰“宗传”，会稽陶望龄额曰“事斯”。后圮。清康熙三年门人吴天璿、孙周捷重建。又圮。乾隆四年 裔孙将其地出售。六年知县李以琰捐俸赎之。光绪三十二年 改办私立事斯高等小学堂。
蕺山书院 位于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原名蕺里书院。明崇祯四年(1631)刘宗周于绍兴府山阴县蕺山戒珠寺建书院讲学，从学者200余人。后为优人所据，祀唐明皇，曰“老朗庙”。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知府俞卿召梨园捐俸50金购之，并檄令移置原像于他处，随又修葺旧宇为后堂，增造前堂、外轩、两庑，共14楹，落成告奠，重题额曰“蕺山书院”。全祖望、齐如南、孙人龙等曾先后任主讲。院舍南向临街，有头门、左右耳房，诏山径屈曲而上。乾隆间知府张廷柱以仪门内迤东余地为生童读书之所，构屋18间。再上稍东为菉竹亭，亭西为二门，门内为厅，自厅南折而西有门一重，门左为吏胥书写之所，门内南向堂5楹，额曰“刘念台先生讲堂”。菉竹亭稍北历级而上有门，题曰“证人讲舍”。再上有楼3楹，额曰“清晖”，楼西侧为“来英阁”，以奉奎宿，后圮。正中独院祠3间，祀刘宗周。乾隆五十年 )邑人陆凯在废址构堂3楹，移戒珠寺前右军塑像奉于中楹，左为名宦，右为乡贤。
雅峰书院 位于浙江景宁(今属云和)。即雅峰讲舍，又名鹤溪讲堂。清雍正七年知县汪士璜建于石印山后。有讲堂5楹，学舍20间。后圮。乾隆三十八年知县张九华购民地改建，易名“指南”。大门内有左右书房各3间，二门内左右书楼各3间，讲堂3楹，退室5楹，书房6间，古桂树旁建柱香亭，周围以墙。道光三十年因迁建学宫，移奎文阁下书院内，知县邢吉甫重建讲堂。同治元年 被毁。同治三年知县徐炽烈、张鸿修葺、改建。同治八年知县周杰兼主讲席，每月朔望课士，捐廉奖励。
文溪书院 位于浙江江山。原名涵香书院。清乾隆二年(1737)知县宋云会建于县学西。有讲堂3楹，书室8间。二十八年(1763)知县雷士佺见求学者甚众，于院西侧扩建，前为大门，中为讲堂，左为山亭，右为岸舫，后为讲楼，前后左右肄业书室共32间，四周树木成荫，绕以回廊。改名“文溪”。道光二十一年 )毁于火。二十八年(1848)知县李玉典、教谕蔡炳勋、训导宋文鉴重建，于讲堂、讲舍外，两廊添设考棚，兼作课士之所。咸丰九年 因衢州府校士馆毁，邑人集资增建房屋30余间，暂作试馆，补行戊午科试。同治七年 遇暴风雨，多有毁损。次年知县王景彝重修。
南明书院 位于浙江新昌。清乾隆十七年 知县曹鎜与阖邑绅士售城西通会门内两云庵基捐建。立讲堂、敬业堂、冰壶堂、凌云阁等20余间。捐田300余亩，延科甲名师议立规条，设绅士4人董其事，3年一换。后又重订章程，必期无弊。嘉庆七年 知县朱品镐设董事经理其事。咸丰十一年)毁于兵火。光绪年间重建，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
爱山书院 位于浙江湖州。清乾隆十九年(1754)知府李堂就通判署废址建。设笃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五堂。因院址在爱山台下，遂名。后以肄业者日盛，复建邻碧楼上下10间，前两翼为明经、治事两斋6间及耳房等屋，教学循宋代胡瑗经义、治事分斋教学遗法，并详订学约，规定：肄业者额定30名，每生员膏火费日给银4分，如在肄业，准其领取；如出入无常及外馆者，停发。每月会课，生贡一概收录，童生必府县考列10名内者方准附课，考列前茅者，捐给纸笔，以示奖励。课艺中有**雅正者，经掌院选定发匠登梓，自行出资；如无力者，动项代刻板贮遗爱堂以备汇介成集。肄业生员中有中式者，于讲堂两旁悬匾题名；童生入泮者，各于书院前种树一株，以志不忘。道光二十九年知府晏端书、同治初郡人沈丙莹等几次重修。后废。
辅仁书院 位于浙江嵊县(今嵊州)。清乾隆五十三年知县唐仁埴倡建于三十六都大仁寺东。构讲堂、书舍40楹，拨寺田100亩，为延师修脯之资。后又拨田80亩，供会试路费。咸丰四年(1854)举人钱锦山等捐资重修。举人钱莲峰主书院讲习，邀各都绅士以倡捐修寺庙余资修书院，经数寒暑而告竣。1907年改为乡立高等小学堂。
剡山书院 位于浙江嵊县(今嵊州)。清乾隆五十八年，监生支本、贡生支金捐建于县学棂星门右。共50余楹，规模较大。复捐岁脩田20余亩。道光六年，又添建院舍13楹。咸丰十一年(1861)，因火而圮。同治二年，俊辉、俊生重修，费资千金。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蔡元培任院长，拟《剡山二戴二书院学约》，后又颁《告嵊县剡山书院诸生书》，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课程设置、讲课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为书院改学堂打下了基础。三十一年，改为私立剡山高等小学堂。
经正书院 位于浙江上虞。清道光十二年)知县杨溯洢、教谕徐廷銮首倡捐廉暨阖邑绅民捐资建于县城东隅。大门额曰“经正书院”，仪门额曰“丽泽试院”，建考棚38间，为岁科童子就试所；又进为讲堂，后为正楼，设文昌阁、书舍，庖湢俱备。有田665.1亩、地1750.1亩、池1.4亩、山200亩。凡主讲束修住斋饩廪，皆拟有条规；绅士公同议举纯正首事4人，每年十二月初一开列，送县签点2人，责成管理次年收支钱文之事，逐年更换接办，以杜久踞侵蚀之弊，由县发给盖印收钱总簿1本，将各当商生息钱、各佃户租田钱数载于簿首；每年正月礼房立四柱簿2本，盖印交首事领回，出入登记清楚，每月散膏火后送县过朱，一存县署，一存首事，以凭内外查对；该首事于年终将通年收支存剩数目汇册禀县查考，至次年正月初十以前即将印簿及支销四柱簿交与下班首事接管，该新首事务将旧首事帐目逐款会算明白，方许将上年用钱总数填入总印簿之内，将上年四柱簿交县，更领新簿，如有侵亏廪官究追，隐一贴九，并将侵亏劣迹示书院，不准再列名单签点。
蓬山书院 位于浙江定海(今属岱山)。原名劝善仙馆。清同治元年(1862)遂安贡生洪自含与多先生邬兆权等建于房山麓。后嫌仙馆之名不雅驯，遂改名蓬山书院。有明楼5楹，奎星阁1座，文昌阁大殿5楹、香山祠1座。以劝善为宗旨，兼课文艺。公推邬兆权为山长。每月朔望两课，以制艺一，试帖一。邬故后，由岑港巡检司呈请定海厅同知命题阅卷，生员分超、特、一三等，童生分上、中、次三等。生员第一名奖制钱1000文，童生第一名奖制钱800文，次递减。得奖者限于前5名及8名而止。光绪十一年于院后增设“同文塾”，由督收局委员翟国栋捐资创建，计塾舍5间，山长房2间、辅文阁1座、庖厨3间。每月增加上、下弦两课，延聘山长，增加膏火，视前倍之。且生员前30名，童生前20名均给予奖励。又以各隩分设义塾10馆，延请诸生为教师，俾贫苦子弟皆得就近入塾，每馆额定20名，不取分文，其始设之时且每节奖给学生纸笔钱每名200文。于是文风蒸蒸日上。山长由督收局委员订约聘请，遥良讲席，并不到院。翰林院编修吴庆坻、陆懋勋等曾被聘为山长。三十一年考课停止，改设蓬山国民学校兼高等小学校，各村之义塾亦改为/国/民/学校。
曹端（1376年－1434年），字正夫，渑池人。
祖籍山西曲沃县阎村。五岁见《河图》、《洛书》，能画地询问父亲[1]。长大后读周敦颐《太极图说》，叹道：“道字是矣！”18岁中秀才，永乐六年（1408年）河南乡试，举人第二名。任山西霍州、蒲州学正二十余年，学者称“月川先生”。曹端称周敦颐为理学宗源，“周子《太极图说》为宋理之宗”“手太极图而口其说以示二程”；又认为陆九渊所谓“又加无极二字，是头上安头”说，是“不知周子理不离阴阳，不杂乎阴阳之旨”。著《太极图说述解》一卷、《通书述解》二卷、《西铭述解》一卷。《明史·儒林传》称“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
孙奇逢（1585年—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属河北省）人。明末清初理学大家。
原籍明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属河北省），后迁居河南卫辉府辉县。万历举人，与东林党人来往密切。明亡，清廷屡召不仕，人称孙征君。与李颙、黄宗羲齐名，合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有《读易大旨》五卷、《理学宗传》、《圣学录》等著，晚年讲学于辉县夏峰村，世称夏峰先生。钱钟书认为，“方苞写孙奇逢传，人家看了不满意，认为孙奇逢的为人，有三个特点：一是他的讲学宗旨比较突出，主张身体力行；二是他的义侠之迹，在明末乱世，他能够率领几百家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他的门墙广大，教育了很多人才。”
郑可学（？～1212年），字子上，号持斋，莆田（今属福建）人。
受学于朱熹，朱熹在漳州当知县时，延聘他当西塾师，曾删定《大学》一书，朱熹说：“此书惟子上可讹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特奏名，授忠州文学参军。嘉定五年（1212年），赴衡州司户参军任上，卒于途中。著有《春秋博议》、《三朝北盟举要》、《师说》等。
邹元标（1551年－1624年），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县县城小东门邹家人，明代东林党首领之一，与赵南星、顾宪成号为“三君”。
邹元标幼有神童之称，九岁通《五经》，万历三年（1575年）在都匀卫所（后改名南臬书院）讲学。万历五年（1577年）中进士，入刑部观察政务，与伍惟忠友好，为人敢言，勇于抨击时弊，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首辅张居正居丧不丁忧，元标三次上疏反对“夺情”，“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根本与禽兽无异，结果被当场廷杖八十，发配贵州，潜心钻研理学。万历十一年（1582年），回朝廷吏部给事中，他又多次上疏改革吏治，触犯了皇帝，被皇帝视为“讪君卖直”，再次遭到贬谪，降南京吏部员外郎。以疾归，居家讲学近三十年。天启元年（1621年）任吏部左侍郎，后因魏忠贤乱政求去。谥忠介。著有《愿学集》8卷、《太平山居疏稿》4卷、《日新篇》2卷、《仁丈会语》4卷、《礼记正议》6卷、《四书讲义》2卷、《 工书选要》11卷、《邹南皋语义合编》4卷。有子邹德淇。
胡居仁（1434年—1484年），字叔心，江西省余干县人。
吴与弼**，与陈献章是同窗好友。绝意科举，筑室于梅溪山中，人称敬斋先生。成化元年（1465年），受提学李龄、钟成的邀请，入白鹿洞书院主事。曾攻击陈白沙，指斥为流禅的异端。其学承袭程朱旧说，无所发明。“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居丧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寝门。”[1]尝作《进学箴》：“诚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体皆仁。举而措之，家齐国治，圣人能事毕矣。”万历十三年（1585年）从祀孔庙，追谥文敬。**以余佑最著名。著有《居业录》。
吴与弼（1391年—1469年），字子博，号康斋，江西崇仁县人。
父亲吴溥，建文时为国子司业。弼年十九岁时，见《伊洛渊源图》，放弃科举，苦读闽学语录，推崇程朱，注重“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中年躬耕读书，“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学者称康斋先生。有**胡居仁、陈献章。天顺初授左春坊右谕德，两个月后借口有病，回乡讲学。尝言“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著作有《康斋文集》、《日录》等。
黄佐（1490年－1566年），字才伯，号泰泉。明代广东香山石岐仁厚里人。
祖父黄瑜、父亲黄畿，均以治儒学闻名。十二岁乡试第一，正德十六年（1521年）辛巳科二甲进士，次年选庶吉士，授编修，“陈初政要务”，嘉靖十年（1531年）任广西按察司佥事，修成《广西通志》。因母病辞官归家，拜师王守仁，“与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辨难”，得到王守仁称赞，“家居九年，简宫僚”。嘉靖十三年（1534年），起用为南京翰林院编修兼詹事府司谏。后任江西佥事、广西学督等职，因论河套事与大学士夏言不合，弃官归养。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七月二十二日卒，追赠礼部右侍郎。世称泰泉先生。著有《广东通志》七十卷、《泰泉乡礼》七卷、《诗传通解》二十五卷、《礼典》四十卷、《乐典》三十六卷、《续春秋明经》十二卷、《小学古训》一卷、《姆训》一卷等。
魏良弼（1492年－1575年），字师说，一作师悦，号水洲。明理学家、教育家，新建（今属江西南昌）人。嘉靖二年（1523年）成进士，曾因直谏屡遭廷杖，然言之愈激。在家乡的丹陵书院讲学达四十二年之久，深得乡人尊。受学于王守仁，与钱德洪、陈九川、刘邦采、罗洪先、邹守益等往复论学，联集讲会，阐扬王学。 认为良知、天理非二也。为学力主“悟道”。在道德修养上反对时论“多于触处、动念处体认良知”。认为人本得天理良知，但人被习心遮蔽，故不能呈现。强调“良知之学不待教”，要在“四端” 处“扩充”，“以诚身为贵”。 隆庆初，进太常寺少卿，致仕。卒后，追谥忠简。著有《水洲文集》，后人撰有《魏水洲先生行略》。
其弟魏良政和魏良器亦是江右王门重要学者。
陆世仪（1611年～1672年），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亡不仕。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出生，学宗朱程，反对王守仁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卒于清圣祖康熙十一年（1672年）。
颜钧（1504年～1596年），号山农，又号耕樵，江西永新（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三都中陂村）人。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自幼体弱，智慧不开，被当成痴呆儿。十二岁随父在常熟学宫读书。二十岁以后家贫而废学。不久接触王阳明的《传习录》。由徐樾介绍到泰州王艮门下，受传“大成仁道”，人称“嘉隆江湖大使”。嘉靖十九年，王艮卒，颜钧为其守墓三年。嘉靖二十五年，在江苏扬州、泰州等地传道，后因思想过于激进，被朝廷逮捕，发配充军。有《颜钧集》传世。
聂豹不但精于吏事，更为人们称颂的是他对理学的贡献。 聂豹是王阳明的重要**之一，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与罗念庵（罗洪先）同列为阳明后学的归寂派，在中国理学界占有重要位子。明代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王守仁之学按照地域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等八派。其中，江右王门学派，系指明代中后期江西一带的王门后学，代表人物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壬时槐、刘文敏、刘阳、胡直、邹元标、徐阶等一批著名的王门**。黄宗羲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菴、两峰、双江其选也。”黄宗羲文中的双江指的是聂豹，聂豹等人代表的江右王学被黄宗羲视为得王守仁真传之派。近代学者将王守仁**们的分化视为研究的重点。近代学者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把王畿和王艮称为“王门左派”（意指激进），聂豹和罗洪先为“王门右派”（意指保守），邹守益和钱德洪为中派。近代学者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将王门后学分为两派，聂豹为其中的 “工夫以悟本体派”。近代学者牟宗三则把王门后学分为浙中派、江右派、泰州派三派，其中江右派又分为邹守益和聂豹两派。近代学者钱明将王门分为“现成”与“工夫”两派，聂豹为“工夫”派。近代学者陈来把王门分为四派，其中聂豹为主静派。日本冈田武彦所分大体同嵇文甫，但是三派名称分别为现成派、修正派、和归寂派，其中聂豹为归寂派。无论是明朝王畿和黄宗羲，还是近当代学者对王守仁**们分化的研究和王学分派的划分，聂豹都是其中重要的一派，在王学中占有重要一席。罗洪先是最坚定支持他的理论者，邹守益是同意他的理论者。他们所代表的江右王学被现代王学研究者认定为王学的正宗代表。
聂豹为王阳明**。王阳明曾两次亲自面授。王阳明《年谱》在后文提到：“豹初见称晚生，后六年出守苏州……”， 嘉靖五年（1526年）聂豹巡按应天府时特前往越谒拜王阳明, 称晚生。王阳明很高兴，他在写给欧阳德的信中称聂豹“开口便能相信”良知之说，并称赞聂豹资质异于常人。同年夏天巡按福建时，聂豹渡钱塘江又拜见王阳明。两次问学于阳明，两人都一见如故，聊至深夜，依依不舍。以后都是以书信来往，与王阳明请教研讨良知之学。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王守仁病逝，消息传至福建，聂豹悲痛万分，设牌位祭奠，行**礼，并作诗《哭阳明先生两首》。王阳明仙世后，聂豹决定拜于王阳明门下，为王阳明的**。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仙世四年，聂豹对王守仁门下的著名**，被称为王门**中的“教授师”，可以代王阳明教授**的钱德洪、王畿说：‘我学诚得诸先生，尚冀再见称贽，今不及矣。兹以二君为证，具香案拜先生。’遂称门人。”意思是，我的学问得之于王阳明先生，本来想再见王阳明后拜其为师，今天没有办法见先生了，只有在你们的见证下，摆香炉正式行拜师之礼，拜王阳明为师，为其门下。从此聂豹被正式列为王阳明**，成为了王阳明重要**。《明儒学案》除将此事记载，还特别加了一句“刻两书于石以识之”。
王阳明心学在吉安的传播主要依靠他的**们，特别是将王学推至鼎盛的四大名徒——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他们言传身教德化乡里，使吉安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之邦，成为全国推广王守仁思想的中心，这也就是庐陵文化底蕴的厚重所在。
聂豹早年学易，后问学于王阳明，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自丁亥以来，致书阳明，论致知功夫。他认为知与行，行更重要。徐阶在家乡华亭遇到聂豹，在聂豹的引导下，他拜在王学门下。临别时，聂豹送给他四个字，就是“知行合一”。徐阶为之终生受益。徐阶也因此成了王门忠实拥护者。
聂豹从致良知下手，他认为诚与不诚，有爱心没有爱心，孝不孝，必须养性，养心。他在启阳明先生的书信中还写道：“德性者，良知也；道问学着，致知之功也。是故外德性而道问学者，必非学……”。
聂豹在翠微山养病几个月，后又身陷朝廷锦衣狱，这些为他的“归寂”提供了实践基础。聂豹以自己的为官亲身经历，把王阳明之学，融合《易》与儒家经典，加以发明而糅合己说。在领悟王守仁之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静修体悟，以良知本寂为核心概念，未发之中诠释良知的内涵。以主静修养和戒慎戒惧作为致良知的主要方法。
他认为良知本寂，虚寂是心之体，良知本然状态是寂而不动的，当良知与外物接触，受外物影响之后，就会产生知觉。然而知觉虽然是良知发出的，却与良知不是同一事物，不能将知觉当作良知本身看待，忽略了知觉的发源根据才是良知。良知虚寂是人们道德生命本源，也是知觉情感的最后主宰，道德修养时必须回到本原处用功，使良知回复至寂然状态，人们的知觉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合乎伦理规范。他认为，未发之中是良知，未发之中和良知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二者都是虚寂之体。未发之中人们的现实情感是善恶相混。如果一个人的感官追逐物欲，则情感不得其正，行为就会不道德；如果他的感官追求未发之中，则行为就是合乎道德。他主张主静修养。道德修养的关键是以静制动，以静修主宰变动不止的知觉和情感。主张致虚守静的工夫论。他在道德修养方法中，除致虚守静外，还主张戒慎戒惧。虚寂之体虽然是不睹不闻者，但同时也的能知能觉者，因此，良知在起作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偏离，需要戒慎戒惧存养虚寂之体。戒慎戒惧不是脱离虚寂之体而独立存在的道德修养，而是存养良知的方法。良知为体，知觉为用，通过功夫修养后本所呈现的自然而然，无私心遮蔽。
在身心践履方面，他主张知行合一，认为两者在良知的统摄下，互相包含，互相融合，知不离行，行不离知。只有在实践中去检验，“知其发也”才能体现在它的价值。
聂豹感悟出本体虚寂道理时，罗洪先从不认同，到感到倏然心惊，与自己不谋而合，到最后，坚定地和聂豹站在一起。他认为:““双江公真是霹雳手段，千百年事，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着，真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 刘文敏晚年也说：“双江之言是也，并有临终遗言与门人。
聂豹和王阳明都是明代思想史上的改革者，所不同的是，王阳明改革的是朱学，而聂豹改革的则主要是王学。聂豹深识以“知觉 为良知之弊，反对“现在良知，认为必须就本体处着工夫，才能够避免逐物义袭之病痛。聂豹的“归寂”学在明朝中后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王阳明之学发展出了以主静为特色的思想体系。现代学者对此评论道：“给王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王学因去除弊痛而加固，扩大了王学的影响；……推动了王学的发展与创新。” 聂豹的理论应该是既继承了王阳明之学，又发展了王阳明之学。
黄宗羲对此也有过精到的评价：“(王畿)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姚江之学，惟江右得其传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邹守益）、念庵（罗洪先）、两峰（刘文敏）、双江（聂豹）其选也。”，“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在黄宗羲的心目中聂豹与罗洪先的“归寂”一脉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为了传播王学，聂豹每到一地，都要亲自讲学，**遍布吉安、姑苏、八闽、三晋。当时许多著名的人物，都出自他的门下。聂豹先后与王学主要人物：季彭生、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刘文敏、刘邦采、陈九川、黄弘纲、钱德洪、王君畿、唐顺之、郭应奎、李罗山、曾前川、陈两湖、胡仰斋、王龙溪等学者论学辩究。永丰老乡宋仪望自称跟从聂豹三十年，从没有间断过聆听聂豹的讲学。聂豹的**郭汝霖非常追捧聂豹，在出使琉球之前，还专程登门拜访了聂豹，并将聂豹的《致知议略》刋刻发行。就连反对他学说的王龙溪(王畿 )，嘉靖四十四年再次来永丰，展拜双江墓。 明朝任内阁首辅10年的张居正当朝时大力整饬学政，严禁聚徒讲学，诏毁天下书院，规定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不许别标门户。张居最看不上的就是那些耍嘴皮子，搞虚无的心性的人，尤其对泰州后学中有明显异端思想倾向的何心隐反感，曾通缉何心隐，并致他惨死。但是张居正却认同聂豹、罗洪先归寂求虚的心学理路，对聂豹、罗洪先一派最感兴趣。在他的《张太岳集》卷三五《启聂双江司马》）里，除了强调心学的自信自悟外，更对归寂以致虚、致虚以通感的心学思路有着深切体悟。不过，张居正接受心学思想影响，并非是为了追求个体愉悦，而是为解决人生进取中的自我心理障碍，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经邦济国的现实目的。聂豹是王学的忠实传播和推行者，全国著名的王学讲会聂豹都是以重要成员参加，几乎都有王学讲会聂豹都到场进行讲学。永丰三都的云邱书院，是聂豹讲学之所，聂豹经常讲学于其中。聂豹任福建巡抚期间，建立了养正院，用王学教育学子。以期从实践层面推广王守仁的学术思想。还在福建刊刻了《传习学》、《大学古本》、《二业合一论》、《道一编》等著作，扩大王学在福建的影响。嘉靖十二年（1533年）七月吉安府士人举行了第一次青原讲会。当时聂豹的父亲刚去世，重孝之身不能参加，但是他作为重要成员提供了讲会内容。据邹守益的《青原的嘉会语》记载，讲会讨论了六个问题，聂豹的“忘与助者，其意为何”被列入其中一个问题。次年（1534年），青原讲会召开第二次讲会。这次讲会与会者多达二百余人。成为了吉安府九县士人参加的大型讲会。在家丁忧（守丧）的聂豹参加了讲会，并在《永宁重修儒学记》中记述了这次讲会的经过。邹守益在《录青原再晤》中记录了这次讲会热议的四个问题，聂豹占了两个问题，即分辨儒学与佛老区别和提倡“主静无欲” 的道德修养方法问题。明嘉靖十五年（1536），邹守益与知县程文德共建安福复古书院，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刘邦采经常讲学于复古书院，探讨王学宗旨。复古书院创建时，邹守益与知县程文德邀请聂豹题名作记。聂豹作《复古书院记》称：“阳明先生悼俗学之涂炭生民也，毅然倡道东南，而以良知为家”。“有志之士闻风而兴者江西为盛，江西盛者惟吉安，吉安之盛惟安福。故书院之建惟安福有三。题曰复古者期有事于古人之学，而学焉者也” 。聂豹称，书院题名“复古”，其意在于以古人问学精神为榜样，追求良知之学的真谛。在复古书院，聂豹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刘邦采进行了寂感之意辩论。特别是聂豹同王几进行的激烈的学术辩论，影响深远。罗洪先评价聂豹辩论发言，说《致知议略》可以与论语相媲美。
明朝嘉靖年间，吉安知府何其高重修白鹭洲书院。书院建成后，何其成又集吉安九县学者举办讲会，史称白鹭洲九邑讲会。又邀请庐陵文化名人聂豹、邹守益、欧阳德等人撰文纪念。受知府何其高之托，聂豹作《道心堂记》。“道心”一词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椎精唯一，允执阙中”。聂豹在白鹭洲书院积极推行“道心”，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尔后，聂豹积极参加白鹭洲书院的各次讲会，推动他的这一学说，
嘉靖十七年（1538年）正是王学遭禁之时，聂豹等人在庐陵县祭祀王守仁，继续讲学。
嘉靖二十一年(1542)冬，聂豹从山西平阳归江西故里，聂豹与欧阳德，邹守益、罗洪先等人举办了青原九邑大会，当时江西王学的代表人物齐聚吉安，吉安府九县青年学子纷纷参加，故亦称就九邑大会，是整个江西地区推广王学的主要讲会之一。
嘉靖二十六年(1547)正月十三，聂豹六十大寿，吉安府各界名流聚会于青原。王学学者为给聂豹祝寿而举办了青原大会，泰州学派的罗汝芳也参加了此会。在青原大会上，邹守益作《双江聂子寿言》，高度评价了聂豹的政治和思想成就。邹守益等吉安府士人不仅为聂豹大张旗鼓地祝寿，而且在“寿言”中将聂豹的政绩和归寂说并称为其一生的两大成就，可见对他是极为支持的。罗洪先自称与双江的思想达到了一致。
嘉靖二十八年(1549)初，聂豹获释后归吉安故里。同年秋与邹守益等人在龙虎山的冲玄观举办了冲玄大会（亦称冲元大会），积极宣传王学。聂豹组织了冲玄大会，这次讲会是明朝王学学者举办的诸多讲会中最具影响力的讲会之一。讲会使得聂豹的归寂说与其批判的对象王畿的良知现成说发生了直接的碰撞，而且这次讲会的资料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使得我们可以一窥王学讲会的内容和过程。此次讲会不同于区域性的讲会，是**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的王门同志，如王畿、钱德洪、皆浙江、江苏、徽州、宣城等地的学者，还有王臣、陈九川、洪垣等人共襄盛举，是跨区域性的盛会。
嘉靖三十二年会试，徐阶联合在京的深居高位的聂豹、欧阳德、程文德趁会试天下学子齐聚北京之际，利用朝庭的力量推广王学，讲会于北京道观灵济宫，聂豹、欧阳德等人分别主持了灵济宫讲会。来自不同阶层听讲者多达千人，时间长达两个月。这次讲会的组织者多是当朝官员。讲会还通知与会者次年参加永丰的讲会。罗汝芳有一份著名的《柬合省同志》，文中明确通知“缙绅 士夫及高尚隐逸”于次年二月赴江西永丰参加会讲，上述讲会的参加者远远超出在书院就读的学生，已经大大扩大到社会各界人士。据《明史》记载，赴会者多达五千余人，盛极一时。
虽然王守仁的**们有不少为朝中重臣，但是在军事上有所建功的唯有聂豹。可以说，聂豹一生的军工有助于后人重新评价阳明王学的社会价值，聂豹还继承和发杨了讲学化民，他的讲学，到会者有社会各层人士，包括普通老百姓，实践了王学的经世致用。
《聂贞襄公本传》曰：“聂豹身长玉立，操履峻洁，而风采凝拨，如孤风屹峙，超特不群，望之令人叹服。而神思静逸，有飘然巌壑，高举物外之气。”当他因诬陷被逮时，从容出见差使，换上囚服。慷慨上路时，屋内大声悲号，他好像没有听到。门生父老相送，无不潸然流泪，聂豹却神色不动，只是拱手作别。邹守益、罗洪先送至江边，聂豹如同平日一样，与他们论学不辍。人们大为敬服，认为他的言行与他的“未发之说”深相符合，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忠实执行者。聂豹的举止打动了许多人，前来送行和看热闹的人都称赞不已，认为聂豹实学实行，绝不是那种只流于言说之徒，以至于前来抓捕聂豹的锦衣卫百户戴经敬佩不已，从此都是行**之礼。
《传习录》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传习录》中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子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若要全面正确地把握王阳明"心外无理"及其他学说，深入地研究他的这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人心的明觉在程颢和朱熹处都有论述。读者在读《传习录》时应明了王阳明和他们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承认王阳明以上的这些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但也一定要看到，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他的学说在明代下层人民中亦有影响，但仍不能说它有较大的普泛性。王阳明也注意到过"利根"和"钝根"之人要区别对待，但他的思想只适于利根之人。后人批评他"近禅"正在于此。这也是他不如朱学的所在，王阳明的这一偏失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当代新儒学的大家中，除梁漱溟以外，其他人对此尚注意不够。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讨论了程颢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他指出，圣人有这个境界，因此他们看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分，均施之以仁爱之心。他进一步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为有了私欲，所以反爱为仇。在王阳明看来，仁不仅是修养要达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体。王阳明对仁的解释偏重在道德修养方面。程颢所谈的仁和张载的"合内外之道"一样，兼有知识论的意义。
《传习录》中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
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经验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无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发用流行。王阳明说人心之无善恶是要人们不要去执著具体的善行而认识本心。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说，王阳明这样说是针对那些"先有乎善者"的。王阳明本人也说过："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与黄诚甫》）四句教对人心本体的界说和心学开创人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四句教显然是针对才质高的人说的，一般的学生是摸不着头脑的。
《传习录》的版本情况大体如下：
王阳明的学生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年），另一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以原名出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出版。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作为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了叶绍钧的校注本。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本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它作现代解释并力图克服其偏失。《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作，对它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未有重大突破。近年来，国内的老一辈学者邓艾民教授等人，青年学者陈来、方尔加、杨国荣等人在史料考证、诠解和评价方面作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可供阅读《传习录》时参考。
全文译：
名：王骥，
字：尚德，
家庭：束鹿县人，
特征：身材高大魁梧，有利于骑射，性格刚毅有胆量，通宵戎谋略。
经历：永乐四年考上进士。提拔为为兵科给事中，出使山西，上奏免除盐池逃税20万余，不久迁为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元年调任为顺天府府尹。宣德初年，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代顾佐临时管理都察院。时间长了，临时代理兵部尚书。
九年命为转正为兵部尚书。正统元年奉诏商议边事，超过五日未奏。皇帝发怒，逮捕骥与侍郎邝野下狱。不久得以释放。阿台、朵儿只伯数寇犯甘、凉，边将多次失利。
阅军甘、凉，淘汰掉三分之一。更改确定军队更替之法，士兵得到休息，后勤转输也省掉了。俄阿台又入侵。皇帝以任礼为平羌将军，蒋贵、赵安为副将军，骥监督军务。三年春，偕同诸将领出塞，以贵为前锋，而自己与任礼帅大军随后，与贵约定曰：“不胜利，不要相见了。”
招降他的部落，追逐到尽头，进至黑泉。而赵安等出昌宁卫所，抵达刁力沟，也擒获右丞、达鲁花赤三十人。分道夹击，辗转战斗千余里，朵儿只伯远远地逃遁。评定功劳，贵、礼都封伯爵，而王骥兼大理卿，支取二份俸禄。不久召还，管理部事。
一段时间后，麓川之役起。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乱，多次打败王师。黔国公沐晟征讨他，出师不利，道途中去世。采用沐昂代替。他分条上书攻取策略，征兵十二万人。中官王振刚刚用事，喜欢功名，认为骥可管辖，想大举发兵。骥也想效力。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但由于经历史无前例的满清“文字狱”，曲笔隐讳和篡改不实之处甚多。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八九《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译文：
赵豫，字定素，安肃人。燕王朱棣起兵攻下保定后，豫以生员身分而受命催督赋税，守卫城池。永乐五年，赵豫被授予泌阳县主簿，未上任又提升为兵部主事，再升为员外郎。母死守丧，期满复职，洪熙年间晋升为郎中。?
宣德五年五月，选拔五个朝中大臣出任知府，赵豫被派往松江府,接受皇帝诏令上任。当时松江卫军恣意横行，赵豫逮捕了其中最恶劣的，施以杖刑后流放边疆，其余的都服服帖帖。赵豫为政注重安抚，让百姓休养生息。
挑选谨慎厚道的良家子弟为吏，用礼法教育他们。他还均平徭役，节省费用，裁减吏员十分之五。巡抚周忱有什么举措，都一定先跟赵豫商议。清军御史李立到松江，专门扩充军队，甚至牵连被征发者的亲戚、同姓，稍有异议，就酷刑拷打，一时人心大乱，申诉冤枉者多达一千一百余人。
盐司稽查盐丁，也连累到其他民户，成为百姓的大害。赵豫上书极力抨击这些弊端，百姓都因此获救。朝廷还下令减轻苏州、松江两府官田的繁重的租税，赵豫所管辖的华亭、上海两县减去十分之二、三。?
正统年间，赵豫九年任满，考核政绩。松江百姓五千余人上书请求他留任。巡按御史告朝廷，朝廷给赵豫增加两级官俸，命令回松江担任知府。到正统十年春，朝廷考核全国各地官吏，将政绩卓著者列为典范，赵豫和宁国知府袁旭都入选。
皇帝设宴款待并赐予他们成套衣服，让他们回去任职。赵豫在松江任职十五年，松江府始终安定太平。离开松江时，老幼挽住车子，要求留下一只鞋来记住他留下的恩惠，后来把他的神位供奉于周忱祠内，共享祭祀。?
当赵豫告倒松江府的时候，忧虑那里喜好诉讼的民俗。凡来诉讼者，他总是以好言开导，告诉他“明日来”，众人对此一笑，于是有“松江太守明日来”的歌谣。过了一夜，**者忿怒渐平，或被劝阻，不再来**了。赵豫除政绩斐然外，还以和乐平易著称。?
这时候，各郡的长官因为仁政著名的：?
湖州知府祥符人赵登，任期届满应当升迁。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朝廷提升他官级第二次湖州知府，从宣德至正统年间，先后在湖州任职十七年。赵登的同乡岳璿接替他在湖州任职，也有良好的政绩，百姓称他们为赵、岳。淮安知府南昌人彭远遭受诬陷应当罢免，民围住中官的船，请求替他们上奏皇上，宣帝下令又让他留任。
正统六年被破格提拔为广东布政司。荆州知府大庾人刘永父亲去世，本该去职居丧，军民一万八千多人向朝廷请求挽留他，英宗下令他留任。巩昌知府鄞县人戴浩擅自发放边防储备三百七十石赈济饥民，遭到弹劾而去请罪，景帝原谅了他。
徽州知府孙遇任期届满应当升迁，百姓到朝廷请求挽留他，英宗下令提升他的官级留任原职。他先后在任十八年，提升到南布政使。只有袁旭在宁国被督学御史程富诬陷弹劾，被逮捕死在狱中。但宁国人爱惜他，设立祠庙祭祀他。?
原文：
赵豫，字定素，安肃人。燕王起兵下保定，豫以诸生督赋守城。永乐五年授泌阳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内艰起复。洪熙时进郎中。
宣德五年五月简廷臣九人为知府，豫得松江，奉敕往。时卫军恣横，豫执其尤者，杖而配之边，众遂贴然。一意拊循，与民休息。择良家子谨厚者为吏，训以礼法。均徭节费，减吏员十之五。巡抚周忱有所建置，必与豫议。及清军御史李立至，专务益军，勾及姻戚同姓。
稍辨，则酷刑榜掠。人情大扰，诉枉者至一千一百余人。盐司勾灶丁，亦累及他户，大为民害。豫皆上章极论之，咸获苏息。有诏灭苏、松官田重租，豫所辖华亭、上海二县，减去十之二三。
正统中，九载考绩。民五千余人列状乞留，巡按御史以闻，命增二秩还任。及十年春，大计群吏，始举卓异之典。豫与宁国知府袁旭皆预焉，赐宴及袭衣遣还。在职十五年，清静如一日。去郡，老稚攀辕，留一履以识遗爱，后配享周忱祠。
方豫始至，患民俗多讼。讼者至，辄好言谕之曰：“明日来。”众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及讼者逾宿忿渐平，或被劝阻，多止不讼。豫皦皦著名绩，尤以恺悌称。
是时，列郡长吏以惠政著闻者：
湖州知府祥符赵登，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增秩再任，自宣德至正统，先后在官十七年。登同里岳璿继之，亦有善政，民称为赵、岳。淮安知府南昌彭远被诬当罢，民拥中官舟，乞为奏请，宣帝命复留之。正统六年超擢广东布政司。荆州知府大庾刘永遭父丧，军民万八千余人乞留，英宗命夺情视事。
巩昌知府鄞县戴浩擅发边储三百七十石振饥，被劾请罪，景帝原之。徽州知府孙遇秩满当迁，民诣阙乞留，英宗令进秩视事。先后在官十八年，迁至河南布政使。惟袁旭在宁国为督学御史程富所诬劾，逮死狱中。而宁国人惜之，立祠祀焉。
（节选自《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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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八九《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
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清修《明史》的另一特色是，隐瞒明朝与清朝在辽东的战争史事。对于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清朝修史时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征讨之绩处，《明史》中均略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