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修订二版)八编46章，共53万字。编写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了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是书于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197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再版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订本。1994年6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印制修订二版本，后又多次重印。本书亦收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之《钱宾四先生全集》。
著者钱穆(1895--1990)是著名的国学**，江苏无锡人，原名恩铼，字宾四，后改名穆。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原任中小学教师，1930年后执教于高等学府，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代表作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两点：第一，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第二，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症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为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这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著者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其中第六章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第八章西汉“统一**文治之演进”，第十章东汉“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变相的封建势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关于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关于唐代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第三十二章关于北宋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第三十八至四十章关于唐至明代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论述都非常深入，很有见识。本书著者能将一个问题延伸一两千年，由一点扩大到全面，系统梳理。如田制，能将两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及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
著者扬弃了近代史学研究中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分析了其利弊得失。著者认为，史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不能纯为一书本文字之学；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与当前现实相关，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不是宣传口号与改革现实之工具。他强调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解，缺乏起码的尊重，此必成为无文化的民族，无历史意识与智慧的民族。他主张努力开掘国家民族内部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生机、动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
近代史学诸流派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研究的结论大体上是：在政治上，秦以来的历史是专制黑暗的历史；在文化上，秦汉以后两千年，文化思想停滞不前，没有进步，或把当前的病态归罪于孔子、老子；在社会经济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经济是落后的。
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演变为士人**(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纲纪的两大骨干。钱穆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为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的背后有一个思想观念存在。在学术思想指导下，秦以后的政治社会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如铨选与考试是《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举能”宗旨所致。在全国民众中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在这个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有成绩者可以升迁。这正是晚周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体现。秦汉以后的政治大体按照这一方向演进。汉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专门设立五经博士，博士**成为人仕唯一正途。此后，学术地位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也常尽其指导政治的责任。三国两晋时期统一的**灭亡，然而东晋南北朝**规模以及立国的理论仍然延续两汉。隋唐统一**的建立，其精神渊源则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统一无异证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后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使中国再度走上光明之路。钱穆所讲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才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即“生力”。
钱穆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
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钱穆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由于特殊的抗战背景，本书在布局上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原而略于周边兄弟民族，在取材上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体察著者的初衷，大约他内在的情结是：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侵略中国的日本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①尽管我们能理解著者的苦心，然而今天读这部书，我们不能不跳出汉族中心主义、华夏中心主义和正统史观的立场，肯定周边兄弟民族人主中原，与汉民族一道治理国家，给中国历史文化注入了活力，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钱穆的这部通史著作与他有关部门史(如政治史、学术史、文化史)及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与他有关史学研究的方**、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亦相互发明。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钱穆所提倡的史心与史识、智慧与功力之互动。阅读本书，请配读著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其修订本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印本。(郭齐勇)
①参见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见《中国哲学思想论集》，69页，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129
马宝珠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04月第1版.
最大的感想是认清历史事实吧，还有就是知道了一些典故的由来了。下面讲一下我感想的详细内容吧。
看过历史书籍之后，我对刘备和项羽有了最大的改观。
之前刘备在我心中的形象比项羽要不知道低好几倍，感觉他又丑又没有实力，就凭借自己的脚上的几颗痣就忽悠了一大群人为自己卖命。记得小时候上课老师讲过一个关于他的故事，好像是他在和别人打仗的时候，对方为了让他投降，就抓了他的父亲，并且说，如果他同意投降就把他父亲一片片的割死，结果他就真的那么眼睁睁的看他的父亲被折磨致死了，大概好像是这么一个事，当时对他真的是反感至极。反观项羽，气宇轩昂，仪表堂堂，骑马射箭，样样精通，打起仗来，可是一点也不含糊，李清照这样的大词人也因佩服他的勇气和魄力，而不肯过江东，而刘备那里像他这么英勇，每次打仗的靠运气，就连最后能得到天下也是可耻的。在读历史书籍之前，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一个成功的人怎会如此不堪呢？看过历史书籍之后，我对他有了重新认识，也对项羽有了重新认识。因为据说当时司马迁写刘备这段历史的时候是带这个人情感写的，详细的原因想必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但不管如何，后来刘备出现在电视上或者是课本里的形象都是与司马迁的为准的吧，毕竟他的东西，可参考性比较大。然后接下讲我是如何对他改观的吧！
读过历史书籍后，我发现刘备打仗确实是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却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交际能力，就他身边的人来看，那一个不是对他死心塌地，那个不是对他心服口服。张良，萧何，韩信，又有那一个不比他有才，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愿意效忠于他，除了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应该就是他的用人战术了。他对于自己的手下，从不会扣扣嗖嗖的，该赏的一定不会不赏，另外就是他非常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愿意相信身边的人，行事果断，不像项羽，拖拖拉拉，优柔寡断，而且另外我还发现，其实项羽是一个比较残酷的人，杀人埋人的事也没少干，又不愿意给实权给手下，不听取好的建议。其中最代表，最出名的，莫过于鸿门宴一事了吧，二人的命运也就是发生的交换。
另外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读过历史书籍之后才知道萧何和韩信的故事。
其实历史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看的东西，多看历史书籍真的很有帮助。
二十四史和四书五经属于传统经典；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的力作，属于历史评论；战争论是克劳塞维茨政治学名著，属于国家政治领域；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属于世界史著述；国富论是关于政治经济学著述。你的阅读面很广，但也非常杂乱。研究旨趣分为两种，一种是精益求精，一种是博而广之，二者需要结合，但是，我的经验是必须有自己的研究中心，可以是一个阶段问题，比如研究政治学，除了关涉国家领导体制、国家历史类型和国家学说的研究外，可以关注某一个具体政治概念的观念演进或具体到**间关系的研究。读书无用论是五四时期提出来对传统儒学只注重考据的反叛，但是，此无用非彼无用，一个热爱看书的人不一定能从优秀读本中汲取多少具体知识，但一定能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增加知识存量。你看的这些读本我认为能让你在思考的横截面上超越同龄人，相信你自己也能感受到。鉴于你是高中生，我想说，高考不一定能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但一定会决定你今后的人生走向！你喜爱看书，看经典，更需要一个能容纳你发挥自己理论专长的平台，所以，功利地说，别放弃教科书，咬咬牙挺过高考，进入一流的国内学府，只有这样，你才能有机会开拓视野，规划未来，做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钱穆毕生并未出版过一本名叫《国史纲要》的书，可能您想找的是《国史大纲》或者是《国史概论》吧...
为方便起见，现提供《国史大纲》的相关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539230.htm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抬头望向照耀千古的皓月繁星的时候，是否也曾想过，多少年后，我们的后人是否会记得我们?将以何提起我们?该如何评价我们?下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国史大纲 读书笔记 ，欢迎查阅。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1
这个星期因为自己偷懒的缘故，只读了本书的第一二章，即《婚姻》《族制》二章。关于古代婚姻和族制，之前读的其他读物已有涉及，吕先生的论述则更为完整。当然，即使吕先生自述「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但是读起来还是颇有些费力。吕先生写作此书，文白夹杂，用字精准，使我读起来还得时不时停下来查查词典。此书原为编写大学教材所作，这也显示出当年的大学生与今日大学生素质之差异。
婚姻、族制二章，我每章都读了不下两遍。印象最深刻的，却不是这两章的主旨本身，而是吕先生的性别观与婚姻观。吕先生是民国时期人，论岁数当比今日青壮年男子早出生近一百年。其关于两性关系与婚姻家庭之见解，却比今日之男性(主流男性，当然也有部分女性)要先进得多。
最让我感叹的是关于离婚一节。古代(以清律为例)虽然「夫妻不相和谐而两相愿离」可离婚，但婚姻内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地位导致男性不会轻易放手，而背夫私逃还要加罪。因此，吕先生提到：「即使结婚之时，纯出两情爱慕，绝无别种作用掺杂其间，尚难保其永久，何况现在的婚姻，有别种作用掺杂的，且居多数呢?」要想解救痛苦的家庭，「与其审慎于结婚之时，不如宽大于离婚之际」。
通常男子谈论离婚问题，一般都难以跳出男权视角。吕先生站在如此深明大义的高度为女子之自由辩护，读着读着，我都忍不住要怀疑吕先生是否真的是直男了。
瞬间联想到最近网上大火的「最美婚登员」，对前来办理离婚的夫妇谎称「打印机坏了」，迫使其无功而返。如此举措，看似「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家庭，然而除了满足婚登员个人的道德优越感之外，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人家夫妇本就不合，回去以后该吵的还得吵，岂是因为不能办理手续便可破镜重圆的?此类愚蠢的善人，其危害恐怕胜过理性的恶人。
至于结婚，吕先生则以「巴西的波洛洛人(Bororo)」为例，介绍其观点。这种人青年时过着浪漫而纵欲的生活，待到「年事较长，**较淡，彼此皆欲安居时」再结婚。吕先生认为这种制度较为合理，因为「人类的性质，本是多婚的」，婚姻与同居，只是为了分工合作，属于纯粹社会性的关系了。因此，让爱情的归爱情，利益的归利益，岂不两全?
在这段，吕先生进一步分析道：**是天生的，宜宣泄不宜压抑，然而十余岁的男女经济上实在难以自立， 教育 子女也无法胜任，因此只好晚婚。有人晚婚，还有人因生计艰难而独身，此皆实为社会制度压抑人性，既不利于个人，也不利于社会安定。对此，他给出的方案是：「将经济及 儿童 教养的问题，和两性问题分开，就不至有此患了。所以目前的办法，在节育及儿童公育，救济迟婚及独身问题」。
男女可自由结合、生育，却不用担心经济自立与儿童教养问题(交给社会分工)，这简直就是要革掉婚姻制度的命啊!吕先生进一步指出：婚姻制度是时代的糟粕。男权社会下的家庭使女子「渐沦为被保护的地位，失其独立，而附属于男子」，男子却并不因「女子在产育上多负了责任」便公道地承担起别的责任，反而「乘此机会，压迫女子，多占权利」。这一现象，即使已延续数千年，到了「今日，个人主义抬头，人格要受尊重的时代」，岂能长存?
吕先生又援用当时的「新式女子」，从反面论证他的观点。他说：女子对家政生疏，顾及工作便无暇顾及家庭，恰是社会进步之表现，因为「对于家政生疏，对于参与社会的工作，却熟练了。这正是小的、自私的、自利的组织，将逐渐破坏;大的、公平的、博爱的制度，将逐渐形成的征兆。」
在婚姻一章之末尾，吕先生提出：「贤母良妻，只是贤奴良隶。」「我们该教一切男女以天下为公的志愿，广大无边的组织。」家庭是对妇女进行奴役的工具，在妇女觉醒后，必将被打碎——这想法简直不要太先进。到了 21 世纪，婚姻和家庭果然在发达国家显现出瓦解的前兆。尤其是随着避孕技术的发达，**的释放也不再需要婚姻这一庇护所，这为婚姻的彻底消灭搬走了最后一块绊脚石。吕先生真高人也!
最后再谈谈一个小细节：传统人士总认为人有成立家庭、爱护家庭、延续家庭之本能，并常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论之。然而吕先生尖锐地指出：人爱家庭，是因为后天 文化 塑造，而非先天本能。「人之爱家，乃因社会先有家庭的组织，使人之爱，以此形式而出现，正犹水之因方而为圭，遇圆则成璧」。所谓担心无后，也是因为「人总有尽力经营的一件事，不忍坐视其灭亡」，也就是前期投入太多，不忍看到之前的投入变成沉没成本而已。工业社会的独身、晚婚等新兴观念，虽是舶来品，却能迅速在中国传播起来，正说明人满足自己生活之本能，要高于建立家庭之本能。
这一论述，虽然我总觉的有哪里不对(也许他的观点缺乏进化与遗传研究的支持)，但不得不说，真是让人耳目一新啊。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2
本着了解一下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初衷翻开了这本书。全书4000多页，刚开始我是有一点发怵的，会不会很枯燥?会不会虎头蛇尾?
断断续续用了二十多个小时，算是读完了。盛唐以前的部分读的比较仔细，因为越是久远的历史，好像对我来说越是新鲜有趣，唐朝以后得部分或多或少都在电视里面，小说里面了解到了。
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成王败寇!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此言非虚，没有谁能阻止历史的变更演替。每一个朝代从建立到繁荣再到衰败，都有惊人的相似性。无非是一代君王残忍暴虐，或者贪图享乐不得民心之后，就有人站起来推翻腐朽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新的政权建立初期一定会吸取前一个政权失败的教训，励精图治，然后走向繁荣。然而，后续的政权继承者们，不知道先辈们打江山是如何之难，更不知道失了民心就是自取灭亡。然后走向**，又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然而，历史没有绝对的正义，成王败寇才是真理!华夏民族的这一片土地，经历了时代的更迭，不断地分分合合，最终都是胜利者拥有了书写历史的权利。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战国七雄当中，不是秦国实力最强劲，而且楚国，或者齐国，那结果会怎样呢?那么有可能我们所记住的就不是秦始皇了，而是楚始皇或者齐始皇。但是这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可能并没有。如果在秦朝末年刘邦项羽楚汉之争时，刘邦在鸿门宴上被杀害，那么可能历史上就没有汉朝了，取而代之的是楚朝。如果明朝末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发展壮大，没有让多尔衮的清兵入关，那么历史又将改写。
所以，在朝代的更迭当中，并没有绝对的正义与邪恶，只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有在不同的立场上应该做不同的事。
岳飞精忠报国为后人称颂，岳家军威震八方，令金兵闻风丧胆。放在历史环境当中来看，当时的宋朝当权者**无能，即使不被北方的金国侵略，国内也会爆发反动起义。如果金兵顺利的推翻的宋朝统治，像清兵一样在中原建立政权，那么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又是另一种版本。
再说到近代，如果孙中山先生没有早早病逝，那么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否会是另一番局面?我们现在会不会处于资本主义社会?
总而言之，很庆幸我们现在生在和平年代，要知道这一切都来之不易。我们不用去面对残酷的种族斗争，阶级斗争，革命战争。兴许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兴许你只用做你自己。
除了历史的兴替之外，本书中还讲了很多历史上的名人 事迹 和 典故 。比如说闻鸡起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武牧羊，唇亡齿寒，卧薪尝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当今社会来看并不是一件难事，而且这两件事都是让我们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更加多元的最好的 方法 ，何乐而不为呢。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3
吕老爷子的这本书，让我于看到了一个大概的中国历史，虽然了解还是不深，但已经脱离背朝代表的境界，转而向上跨上一小步。忘记在哪里有看到过，吕老爷子的史料积累可以说是民国第一人，而在他对于这本书的写法以及分类来看，我对这句话深表赞同。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化史(含历代军事、政治、礼法、经济、刑志大概描述)，按照每一类别分别写好，然后再根据最原始是书籍内容来阐述这一制度在两千年来的发展。例如以兵制来说，吕老爷子就将各个时期的士兵制度在进行剖析，并抛出一个大概的优点缺点，全书未提对比，实际上吕老爷子已把自己所提倡的表现在全书中。
岔开一下话题来谈史观这个问题。对于写历史书籍的人来说，他的史观代表了他本人的看法，也就将化成内容来展现在看官眼中。例如以正史和野史之争来说，许多野史的史料采集程度与正史无异，甚至还要超过正史，如《国榷》《皇朝纪要》。“正”与“野”的区别第一个是在修史人的身份，正史往往诞生于**委派的撰稿人手中，而野史则是非**指定的人所修历史，因为个人角度不同的原因，所以同一件事，在两个不同立场人手下带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而往往作者会对某件事情所表达的自己想法都展现在看官面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史观端正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书的第二部即政治史(当然政治史并非全讲政治，而是阐述各个朝代或国家的兴亡，因为大体围绕政治或军事，所以才称政治史)，这一个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以史为镜以史为鉴是我最推崇的，而在我所推崇的想法下面自然是历朝历代的发展与失败。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我认为始于清朝时期考据派的兴起，于清末民初的史学界百花齐放为盛，逐渐在建国以后湮灭。
我有注意到，在各个文化制度的开头，吕老爷子多引用的是《礼》、《左传》、《公羊》、《春秋》这些始于东周时期的书籍，并辅以《白虎通义》的各式资料相佐，从而建成自己的史观，并在观看历史这条长河的游客中给了自己一个定位——儒生。
儒，是一个学派，发展至今，更像是一个教派，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但它必定是诸子百家中的一种思想，代表不了国人的思想，而儒家之所以盛行的原因，就是在思想所表达的忠君爱国，同时抬高儒士地位所带来的效应才会延续两千年。现在盛行的许多国学班里，让小孩子去学那些儒家经典完全是跟风，殊不知儒家到底是什么就去学，也不管学这些东西到底有有什么用，贸然划定出一个“国学”“国风”之类的东西，却又完全不表明包括哪些东西，这岂不是卖“狗皮膏药”?
儒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在《说文》里面是“柔也，术士之称”，术士是什么?按照东北话来说就是跳大神的，而孔子显然不是为了教大家如何去跳大神，所以准确来说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吕老爷子出生于清朝后期，在清朝时期担任了近二十年的老师，深谙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而他的角度则全站在儒家角度之上。
《白虎》是儒家在东汉时集大成的一步学说，而吕老爷子大量的借《礼》与《白虎》来评断一个朝代的优劣，一件事情的好坏，我个人认为不太好，因为吕老爷子没有将自己的观点所立足在当时，处处表现着“事后诸葛亮”的思想。
儒学起于东周，盛于西汉。秦朝是靠着法家思想才统一中国建立制度，在汉高祖到汉景帝时期治国都选用的是道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原因。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派，只有在鲁国大行，而大国多采用法、墨、兵，效果采用纵横。说到底是因为儒学不适合生存在乱世，它的中心思想毕竟是礼，古语云“宁做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它不是一个在乱世之中治理天下的法子。
在汉初四帝的道家治理之下，天下逐渐太平，才让武帝刘彻有了一个利用儒家治理的机会。在儒家的规定里，等级制是十分森严的，下级见到上级、晚辈见到长辈、子见父、臣见君等等，都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礼制，而立于最顶端的人，也就是皇帝，最享受的就是这样的待遇，所有人见他都要下跪行礼，不得僭越，否则就是奸臣刁民。
我在文化史里所看到的吕老爷子做梦都想要回到东周时期，这正与孔子的思想一样，其复礼仪、井田制思想与孔子无异，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就是最讲礼仪的一个朝代，用北京话来说就是“讲究”。但这终究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轮，在西汉时期一样有人提出复礼仪井田制，但是刘彻显然没有脑子抽筋，只采取礼仪这一项，从此以后儒家就是忠君爱国的代名词。
在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对吕老爷子的身世百度了一下，其目的就是了解他写这本书的背景，在初步浏览后，我认为吕老爷子就是一个腐儒，他的所作所为与孔子后代大几相同，即名义上讲“礼”，实际则不然，完全符合儒生特点“宽于律几，严与律人”。
周树人曾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吃人史”来简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而梁启超则直接表达“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所以在大家的眼里看来，看待一段时期的历史先看当时的统治者，再看统治集团，之后呢再看武功，再挑有没有吸引人的地方，都看完以后就会去看其他东西。第一个是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去了解下层劳动人民的动态，无法将自己代入到那时期的平民去看那时期的生活。第二个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会自动忽略那些不感兴趣或没必要了解的资料，而去寻找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暂且用东西这个词来代替是因为暂时找不到可用的词汇。
在吕老爷子的这本书里，也无可避免的陷入上一段说的第一个泥潭。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固然不能以一本书来代替，二十四史里无论拎出哪一本史书都比这本书要厚，但是论起描述之简当然还是要靠吕老爷子的这本书。但这本书只能带给我们一种“字典”的用途。怎么说呢?第一个是事情的简述，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武悼天王冉闵，其“杀胡令”大概都有了解，但是只知其表面而不知其底面，而吕老爷子的描述重点在于描写这段时期的政治以及东晋**的懦弱，而有意无意忽略五胡十六国的动态，涉及到某些原因，这些话不能直接说出来，但在人的心里自然埋下了好奇的种子，有时间了总归要去搜索一下。
现实生活的许多人都对当前生活环境有着些许不满，便在历史上来寻找东西来填补这块空白。中国向来是给古人封神，抬高长辈贬低自己的礼制社会，在我们所知的各种“圣”“神”等有一大半都是在明朝所封，正如《西游记》里孙悟空说的“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一样，所表达的都是当时平民对于自己渴望而不具备生活的向往，便会去夸赞抬高一些古人。
这事从古代就有，比如唐代的武庙十哲，现代的“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又比如《杨家将传》《精忠说岳》，云“自古能军无人出李世民之右，其次朱元璋耳”来评价古人。所以许多人都会有一个偶像，而这个偶像多半是皇帝。
热爱军事喜欢战争的人会推崇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敬佩宰相的会推崇季汉诸葛亮，大唐的“房”“杜”，宋朝王安石等。这一些都是在历史上有极大作为或推进、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所以会被后世如此推崇的立为偶像。
而吕老爷子自然也在书中推崇了他的偶像——(南)陈高祖武皇帝陈霸先。他更是对陈霸先评价：从来人君得国者，无如陈武帝之正者。
所谓得国之正，无非两点：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而符合两项的，唯有(西)汉与明。陈霸先夺权篡位，欺压幼帝，逼走好友，毫无得国之正可言，而在书中他对陈霸先的言辞相比于其他皇帝来说评论是相当的好。所以我在读完后立马去了解了一下陈霸先，在《陈书》上对他的记载是“倜傥大度，志度弘远，不理家产，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及长，涉猎史籍，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多武艺”，这一段就是明显的春秋笔法。
很奇怪的一点，在全书为数百位皇帝的评价中，吕老爷子对清朝皇帝评价相当的高，而对晋朝皇帝评价相当低，甚至把绝大篇幅都放在士族上，仿佛士族的历史才代表了晋朝的历史。
这本书我全部读下来，还是想说吕老爷子的史料积累是真的丰富。至于我是不是用的春秋笔法，这一点很明显。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4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研究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给出的答案是：其一，以史为鉴，指导人们 社会实践 ;其二，继往开来，陶冶人类精神品格;其三，温故知新，传承人类文化财富。而中国历史无疑是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的。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套装《中国通史》无疑是中国通史方面的一部别出心裁的佳作。
这部《中国通史》，著者分别署名为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黼。在这三位史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然属吕思勉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是有目共睹，且无人代替的。此前曾读过吕先生的《白话本国史》一书，确实受益匪浅。而蒋先生在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建树也是独树一帜的，他的《中国近代史》也很精彩。而本人读书有限，对张荫麟先生的作品不甚了解。而这部《中国通史》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将三位**的作品拼凑起来，对中国历史的复述中，总有一个目标指向在当代中国，这实际上反映出三位作者在写作中国历史之时，正处于兵荒马乱的民国“乱政”之下，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透析，始终有一个面向，是希望从历史中寻找到民族振兴的 经验 与教训。
此外，本书编辑天衣无缝地将三位史家的著述缝合到一起，给人浑然一体之感，整部书读起来酣畅淋漓，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底，一般读者可能感觉不到这是三个人作品的组合，这也足见编辑的功力和良苦用心。而在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或者更新换代的时候，编辑们也在空白处用简洁明了的语言，短短几十个字就概述了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各国的发展情况和重大历史事件，使读者在以时间为纵向维度了解中国历史的同时，也能够对世界历史有一个横向维度的把握，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突破。
一部通史，通古通今通天下，知兴知衰知兴替。短短的三册书二十八个章节，系统的讲述了中国古今发展，从文明之处的民族起源到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再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内容丰富、全面而且详略得当，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大事件和小转折，所诉之事均有历史材料做依据，这也是三位先生有如此成就的基础，就是对历史的态度十分严谨，不是模糊猜测，得过且过。而对于有争议的地方作者指出也都点明了，这些争议也许会随着更多的史料被发现而得以解决。
吕思勉先生在序言中写道，“其浅陋误谬之处，务望当代通入，加以教正。”这就是**风范，谦逊，睿智，坚守。而蒋廷黻先生则写到：“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们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这就是**们在民族危急时对社会的思考，对国家和人民的担当，并肯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世人的理想而奋斗终身。虽然他们“武不能上马安天下”，但他们全力尝试着“以文用笔定乾坤”的信念来拯救这个民族。也许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做着伟大的事，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着对的事，他们希望“微薄”之力以兴民族。我们常说拥有匠人之心，也许终其一生只做愿意做的事，只做对的事，对得起自己读书时许下的愿，对他们来说，就比任何事都要重要。
国史大纲读书笔记5
以上几本书中，钱书写于1939年，由在西南联大授课的讲稿整理而成。彼时日寇气焰正炽，国家命运悬于一线，钱抱着“写中国最后一本通史”的悲壮去写史，钱书文采飞扬，感情激荡，既立足高远又一针见血，确实是千古之书。美中不足的是有些地方稍微有些主观，且钱本人立场保守，一些史论显得迂腐，有类司马光的“臣光曰”，且行文文白交杂。钱曾立遗嘱，其书版权未公开之前，不得出简体横排版。故至今钱书只有繁体竖排版，书中异体字满天飞，对一般普通读者是障碍。
吕书其注重历史材料的串联和考证，故吕书其耐读性较差，尤其是《中国通史》，腰封上吹得满天飞，买回家一看一般读者必然不会喜欢。吕书中国通史体例也与众不同先上篇是按“婚姻”、“族制”、“经济”等专题写的专史，非常专门，占全书的五分之三强。下篇是中国政治史通讲，很简略。故只想读一本中国通史，不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的，吕书不是最优选择。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其实是非常适合普通读者的。文采不输钱书，客观不输吕书。张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具体的上网可以看。张留过洋，有自己的历史哲学观点，故其书气象开阔博大，文字清顺流畅，简约而不简单，易于理解而不媚俗。可惜张写到东汉张荫麟即病殁。可惜! 陈恭禄的最近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当年跟陈寅恪号称“二陈”，可陈恭禄的专长似乎在近代史，他写的通史有点类似讲话稿，而且一大半是他学生整理而成的。 缪凤林的书是胶版，书脊容易开裂。读完感到新观点很多，至今让人有很多思考。可惜此书文言味较重，有时用词很古怪，不擅长文言的可能会读得很辛苦。
近年来，港台的中国通史类著作也纷纷流入大陆，今天我们也能见到一些。这里距几种。一种是傅乐成主编的《中国通史》，一套七本，一般人坚持也能读下来。此书图文并茂，文采也不错，可是似乎书中体例、观点等诸方面未能一致，其中有些作者还是在读研究生。一种是傅乐成本人写的《中国通史》，此书则考证味较浓，注释大段大段，书中仅仅提供历史材料，不提供可供参考的历史观点。对于没有形成自己历史观点的读者来讲不合适。还有一种是李定一《中华史纲》。虽然腰封上吹牛，“比钱穆《国史大纲》客观，比吕思勉《中国通史》生动”，书中讲到明太祖，通过几个不讲背景的例子便断言朱元璋心理变态，客观在哪里?而且此书还具有一种搜集轶闻、拘于小节的倾向，很多地方会讲一些很具体的历史小细节，而这不是通史的任务。 还有港台的邝士元写的《国史论衡》，资料汇编吧，错别字很多，很膈应人。 外国人写的中国通史很多不堪一读。如黑格尔世界哲学演讲录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幼稚得可以;世界史名著《历史研究》、《全球通史》等关于中国的部分，真心只适合对中国一点儿不懂的外国人读。这里着重介绍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和《剑桥中国史》。 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有一个习惯，以论带史，即先有立论见解在先，然后有逻辑推演。《中国的历史》中非常鲜明地反映了这个特点。第二本《殷周春秋战国》作者真是突发奇想，说《春秋》三传是，《春秋》三传是为“下克上”当权贵族捉刀说项，等等。读完在感叹荒谬绝伦之余，不得不佩服日本人敢想、敢写。读读启发人也是很人 想象力 的。还有就是作者会脱离历史叙述，开始大讲自己某次在中国考古经历的见闻，大有小说写法中的“元小说”风味。总体而言，不能当真，读此可以明白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和日本人的思维习惯，若希望读此可以窥得学习中国历史门径，只能是缘木求鱼。
《剑桥中国史》本来共16册，出了十几年还未出全。此套书薄古厚今思维非常明显，越近篇幅越长。作者都是一流的汉学家，相比日本人而言比较克制，注重史实，有一分说一分。缺点是因为是翻译过来的，不免语言欧化意味较重;篇幅较大;有些篇章较为专门、冷门;各章节间不连续、相互割裂，各章之间体例也不一致。总体而言，比日本人写的优秀多了，作为中国通史入门书差强人意。
官方出了一本《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实话实说，这本书的绝大多数地方写得还是非常客观、易读的，私货几乎没有。刚开始我也非常奇怪，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才体会到，此书的出版大约是真想竖起一面镜子吧。写作优秀的中国通史读本，其实是要多人合作的。司马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每个历史学家擅长的方面不一样，只有多人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写出一流的作品。这本书由多人合作写成，几乎没有个人风格，然而这本书能不能超越“国史四大家”之钱、吕的通史，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在这个平庸的年代，大家都“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 所以严格地讲，今天我们还没有一本对普通读者来说接近完美的中国通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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